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小葵/文 刘安邦 陈文韬 李秉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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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章

第三篇章

第四篇章

叶恩麟，1936年（身份证登记为1937年）出生于石岩，客家人。当过教师，从事侨务工作20多年，获全国侨联20年侨务工作奖，曾任宝安区侨联第一届秘书长、深圳市叶氏宗亲联谊会会长等，1996年退休。其成年后根据老人口述的客家传说故事整理而成的《应人石的传说》于2013年11月被批准列入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别），其本人成为传承人。

  口述者说

我于1936年出生于石岩上屋村，是客家人的后代。孩童时代，每当天气酷热，夜晚皓月当空，人们一个个拿着床板、草席、窝箕在村前的地堂上一排排躺着乘凉睡觉的时候，老祖母一边为我摇扇赶蚊子，一边给我讲客家人的各种传说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口口相传一代代流传下来，直到今天，还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为客家人，我对客家历史、文化、典故、渊源知道得越多，就越有感情。我看到，口口相传的客家历史、客家文化在时代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被逐渐淡忘，年轻的后代会讲家乡方言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有一天，再无人说客家话，再无人记得客家人，怎么办？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将所知道的客家历史、客家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下去，这就是我数十年潜心研究客家文化的初衷。

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浪史”

关于客家人的产生，客家文化、客家人的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迄今仍然是一个谜。多少年来，数不清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客家民系的产生，以及其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很多人发现，用客家话读唐诗宋词，似乎韵调更优美，有很多人相信，客家语言是中原地区的古语，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中原地区军方语言演变而来，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从北方一路南迁而来的中原人。

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历尽千锤百炼、千年迁徙、万里跋涉、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漂泊史。历史上每一次战乱天灾，都会驱使一部分客家人南迁。到了南方，客家人就成了当地的“侨置”或“客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暂住。据考究，到晋代，大量以客家人为主的侨置郡县在江南一带形成，无疑是把原来在中原的社会结构移到了南方。南迁的客家人，在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在当地长久居住的情况下，自称是客家人，就是作客的意思，万一不能长久居住，将来还要重返故土。客家人的这种称谓，本身就蕴含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故土的想念，对漂泊流浪状态的忍耐和接受。

客家人从北到南，最后落脚到广东，相较于广府人而言属于后来者，河湖海边好的地方都已经被广府人占据了，客家人就只能往荒芜的大山里走。梅州是大山大岭，也是最主要的客家人聚居地，此外还有河源、惠州，再就是深圳，这四个地方是广东省客家人最集中之地。

客家人南迁，一路上遭遇了严峻的生存环境考验，因此形成了团结奋斗、吃苦耐劳、自尊自强的群体特质，尤其是对维系族群稳定团结的长幼尊卑秩序的恪守，使得客家人思想更为传统，崇文尚文的思想更为深刻。

这些年我翻阅了很多客家历史、文化的书籍，为了搜集客家文化故事，走访了大量石岩乃至全国各地的客家老人，了解到不少古今客家名人，譬如，张九龄是韶关曲江的客家人，文天祥是江西吉安的客家人，洪秀全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黄遵宪是梅县客家人，丘逢甲是广东蕉岭客家人，还有廖仲恺先生是广东惠阳客家人，朱德同志是祖籍韶关的客家人，叶剑英同志是梅县客家人……这些名人志士，都是我们客家后代学习敬仰的楷模和榜样。

2007年叶恩麟在书法展上签名送书。

原宝安县18个镇有客家人聚居的占14个

我们客家人有近亿人口遍布全世界，客家方言成为客家人的一种身份标志。广东的汉族居民主要可分为广府、客家与潮汕三大民系，可见，客家人在广东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深圳虽然是一个移民城市，其前身宝安县曾有18个镇，30万人口，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就有14个镇，如坑梓、坪山、横岗、龙岗、布吉、石岩、龙华、观澜等镇原住民主要是客家人；客白（客家人和讲白话的广府人）两个族群混居的有平湖的甘坑、李朗，西乡的九围、鹤洲、麻布、径贝、臣田、凤凰岗，公明的红星村，光明的白花洞以及农场内部的部分员工，大鹏、葵涌、南头、蛇口（部分）等都是客家人聚居地。讲白话的广府居民主要集中在原来的公明、松岗、沙井、福永、西乡等镇。

根据《宝安县志》，1979年深圳建市之前，宝安县本地村民中，讲客家语的客家人占了六成左右，他们分布在龙华、盐田、龙岗、坪山、罗湖、石岩、西丽等地。客家人的历史是深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石岩客家人，研究、传承、发扬客家文化，我深感责无旁贷。

据我查找到的资料显示，石岩自北宋以来就有客家人定居，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石岩的客家人形成了特质较为明显的客家历史和客家文化。譬如，石岩地区曾一度非常流行唱山歌，直到改革开放前，唱山歌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客家人独有的文化遗存。

近千年来，石岩的乡民靠山吃山，巧用山水资源，耕田种地、养猪养鱼、凿井织布，一谷一米、一柴一草，把民俗、文化融进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可惜，这种近乎原始的民俗生态文化，在持续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蚕食和破坏。随着外来人口的大幅增加，客家方言、歇后语、俚语逐渐被遗忘。还有人因此唱叹：“如今田头山歌冇（没）田头，灶头拜神冇灶头，过时过节唔（不）热闹，有酒有肉唔够喉（过瘾）。”

我自己也深刻感受到，客家历史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客家文化逐渐被淡忘，不仅会唱山歌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讲客家话的人也一代少过一代。我的孙子辈，从小在家里也不讲客家话了，等到长大成人之后，才发现客家话很重要，再回头来学讲客家话。

客家山歌来源于客家人劳动及生活场景

石岩，在茅洲河畔，阳台山边，旧称乌石岩、石岩峒，因其洞天福地而得名，是天赐的风水宝地，如今的石岩庙门楼上依然还保留着阳刻的“乌石岩”三个字。

听说几百年前石岩由一个个零散的小村聚落而来，历代没有史料载册流传，只能从一些姓氏族谱以及《新安县志》关于石岩的记载里侧面推敲其历史。我结合20世纪80年代关于“石岩庙”历史的调查，根据老一辈讲述石岩的历史获得了一些资料。

据我查证，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有袁姓、曾姓居民定居石岩浪心村，后来，叶姓、廖姓、赵姓、刘姓、罗姓、池姓等姓氏居民陆续在清朝的各个时期来到石岩，分别在官田、罗租、田心、水田、下排等地聚居，逐渐形成村落。

在我小的时候，宝安县经济落后，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从石岩通往南头的一条20公里长的路，还是人工开挖出来的泥土路，叫做南天公路，从南头到天堂围，也是石岩通往南头、蛇口、深圳联系新界、香港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是什么时候开挖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应该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交通闭塞，出门没有车，有钱人可以坐轿子、骑马，平民百姓就只能靠走路了。公路上跑的破货车一天只有两三趟，车速缓慢，爬坡还要人推，经常死火，装的都是农副产品和粮食。

石岩素有“水果之乡”的美誉，三月有青梅、李子，五月有沙梨、菠萝，八月有柿子……一种果子一样花，开花时节漫山遍野都是，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每当水果收获季节，公路上的货车就会稍微多一些，但收购水果的客商唯恐路上货车出故障，耽误了船期，不少货主仍是选择用肩挑的方法雇请平价劳工。劳工挑一担一百斤水果也只能挣几块钱，从石岩挑到南头、蛇口或者皇岗码头，通过水运到香港。那时候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如能作挑夫挑两担水果，赚得几块钱才有钱买米回家下锅，已经不错了。

客家山歌就是产生于这种艰苦的劳动场景之中，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载体。客家人大多数居住在山区，他们面对大山，靠山食山，长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劳动，为了缓解疲劳、忘却心酸，客家人通过山歌抒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和交流彼此之间的感情。这些山歌，素材和灵感都来源于客家人劳动生活的场景及自然风光、世态人情，随口而出、顺口而来，却都形象、生动、贴切、简洁地表达了唱歌者的思想和心情，而且非常具有感染力。

石岩是客家山歌之乡，过去无论山上山下，打柴割草，田园放牧，随处都可听到高唱山歌的乡音，每逢过节或农闲假日，自发的村与村或隔河或近山或隔个鱼塘摆起擂台对唱山歌成风，官田村的钟阿娇、叶金生等因唱得好还去省城参加了比赛。

石岩客家山歌被列入广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保护。据考究，客家山歌与古代汉民族歌一脉相通，同出一源。一是客家山歌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民歌的表现手法，赋、比、兴、双关、重叠等语言表现形式在客家山歌中大量出现。二是糅合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南歌语言清新自然，表情达意细腻婉转；北歌语言朴实无华，表情达意坦率豪放，客家山歌则两者兼具。三是受唐诗绝律和竹枝词格式的影响，一般七言四句或五句，一二四或五句押韵，且多为平声韵。

我小时候听我的老祖母和邻居唱过很多客家山歌，男的女的都唱，他们在田里耕种时唱，在山上砍柴时唱，在雨天休息时也唱，山歌曾经是石岩客家人为数不多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客家山歌的旋律调子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成年以后，我就开始尝试将能记得的山歌用文字记录下来。退休后，我有了更多时间，走访石岩地区以及深圳其他客家人聚居的乡镇街区，听他们唱，记录那些逐渐消失的声音。2011年11月，我通过走访、搜集、筛选、整理和修改、创作的现代客家山歌集《乡韵》出版，我希望用自己的一点努力，将客家山歌文化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石岩的原籍居民绝大多数是客家人。客家人的文化既继承了中原古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环境里不断丰富，已经嬗变成了一种既有汉文化的普遍特征，又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体系——客家文化体系，其中客家话和客家山歌是其最明显的标志。

在《乡韵》出版之前，我已经出版过一本《闲雅集》。《闲雅集》收录了我多年来创作、积累的客家山歌作品，2015年我还出版了《客家山歌佳句配对1000首》，我希望通过书籍记述，将逐渐被遗忘的历史记录下来。

第四次重修石岩庙

由我按照原貌绘图布局

石岩庙很有特色，庙的后殿观音阁上有一块40多平方米的大花岗岩石作为后檐，形成一个洞天福地，所以叫石岩庙，也称慈石古寺。

这些年我通过多方考证溯源，确定石岩庙始建于1801年，距今200多年，先后经过四次重修，第三次是在1930年，基本定局，斗拱飞檐、雕梁画栋，主脊双龙戏珠，两翼鳌鱼倒立，全部屋脊均用“仙女下凡”“民间传奇”“三国故事”等题材的青瓷人物、风景、屋宇、亭台、楼阁镶嵌而成，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1976年6月到7月之间，石岩连降一个月的大雨，石岩庙后殿的上盖被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导致大石移位了大概20厘米，重心改变导致整座庙的砖墙纷纷破裂，庙宇变成了危房。为了安全起见，庙宇被全部拆除，后殿的大石被打掉，成为一片废墟，只剩下门楼一个，十分可惜。

1984年，很多旅居港澳的同胞以及本地乡民纷纷要求重修石岩庙，当时的石岩公社宣传部、文化站就牵头成立筹备小组，各村也积极发动侨胞、乡民捐款，由我根据石岩庙原来的地形地貌绘制布局，庙内的地基以及功能的分布，基本上按照原貌，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今日的模样。这就是石岩庙的第四次重修，由于当时的建筑水平以及资金、材料的限制，重修后的石岩庙难与原貌相比。

在新中国成立前，石岩庙一直是乡公所的坐堂地方，乡政府曾一度设在此办公，也是东江纵队地下党员的联络点；在民国初年，太和学校在这里办过高小班；公社化时期也在这里办过石岩中学，校长是沙井人陈锡松；后来还用作石岩卫生院，长达十多年。可以说，石岩庙和其他庙宇不一样，其公共属性很强，非常有重修的纪念价值。1930年重修石岩庙的募捐残碑还被深圳市博物馆收藏。

过去，石岩的山村基本是太平无事的。居民平时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百姓家没啥值钱的东西，家家可以敞开大门睡觉，天气太热了，屋内难眠，男女老少在村前的地坪（用灰砂打的晒谷场）扫干净，洒上水借以降温，水干了，铺上蓑衣、草席或窝箕就在地坪或在祠堂过夜，一觉到天光。人睡到哪里，家里的狗也跟到哪里，跟着守夜。

那时候，我尚年幼，和大人们一起睡地坪，石岩客家人的传说故事是我幼年的安眠曲。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应人石的故事，后来我将这个故事整理为《应人石的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后来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名录，也是对石岩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保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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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时代的车轮 客家的辙印

我们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这道关于人生的终极命题折射出人们对自身历史的探寻和追问，背后有着深深的归属欲求和身份认同。而乡音乡言则是一个人身份最明显的印记，从出生到老去，如影随形。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2023年已经86岁的石岩客家人叶恩麟听到的客家乡音、客家方言、客家故事，一年比一年少，那些关于客家人的奋斗事迹、坎坷历史，仿佛伴随乡音乡言的日渐式微而逐渐被遗忘。

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浮萍，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叶恩麟孜孜数十年潜心研究客家文化、客家历史，就是要将这些口口相传的客家故事印刻在纸上，流传到未来，使得时代车轮无论如何朝前去，关于客家人的根脉始终深深扎根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