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娅

写下“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的泰戈尔，在短篇小说创作中饱蘸人文主义的浓墨，人间真情和生命的觉醒在泰戈尔看来才是真正永恒的希望。

对于泰戈尔，我们熟悉的是《吉檀迦利》《飞鸟集》那箴言般的诗歌，那些温和又宽慰、滋润心田的良言。而泰戈尔作为印度孟加拉语短篇小说的开创者，深邃思想和细腻情感交融，在世界文学历史中镌刻下东方智慧的深义。企鹅轻经典《止息盛怒》的21个故事中，有对平等、尊严、自由的追求，对生命、人性的叩问，交织的主题在诗意叙事中散发着仁善的光芒，引人深思。“我把小小的礼物留给我所爱的人，大的礼物却留给一切的人。”泰戈尔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世上的光”引路，凸显他作为一位深刻的社会观察家、改革者和人性探索者的洞察力，朴素的故事之中有着信仰、启迪，或是迷途知返的召唤。

最难忘的是《喀尔布人》中“我”和女儿对喀布尔人的情感发展。在《喀尔布人》中，泰戈尔塑造了一个善良坚韧的小贩形象，“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他的职业让小孩子羡慕，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他是生活艰辛的人。身为作家的“我”很少有时间陪五岁女儿米妮，天知道她是那么爱聊天，当米妮第一次在窗边喊“喀布尔人”，谁能想到他将成为女儿最优秀的倾听者和陪伴者呢？有好几次，“我”邀请喀布尔人到书桌前讲外面的世界，讲他的故乡。后来拉哈马特因收欠款伤了人被监禁数年，他也被逐渐淡忘，八年后米妮出嫁那天，拉哈马特突然出现，他以为那个小女孩还在等他聊天，“我”拒绝了他要求见面的请求，但是当“我”想起以前，心中涌起一阵痛楚。喀布尔人离开后又转身，送上他的葡萄干，“和您一样，我也有一个女儿，我在心里想着她，给您的女儿送来这点葡萄干。”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印着小手印的纸片给“我”看。他的女儿住在荒凉的高山，他的女儿也有可能像米妮一样不再期待他，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是一样的身份，不是小贩或老爷，而是父亲。

“那想做好人的，在门外敲着门，那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这是《飞鸟集》中的诗句，正是喀布尔人与“我”的写照。《喀布尔人》通过生动细致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传达对同理心的深刻体验。拉哈马特的善良和米妮的纯真构成小说中动人的情感线索，跨越社会阶层和年龄界限的友谊让故事充满感动。虽然长大的米妮不再像小时候那般热情，而“我”将这份友情延续了下来，那是对一位父亲的理解、关心和慈悲。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信任和爱的力量能支持地位卑微的人重燃热情与信念。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既是通俗的，又是深刻的。在《小主人归来》中，泰戈尔讲述了仆人罗伊恰兰因照顾不周弄丢了小少爷，后将亲生孩子送还给老爷的故事。无心过失，从河水带走小少爷那天起，罗伊恰兰就良心难安，他回到老家，后来妻子生下儿子，他心中再次充满忠诚奉献的精神，以赎罪的心，像对待小少爷那样去抚养孩子，卖了田地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和享受，最终他将儿子带到老爷家，他的儿子怨恨他“偷走”自己的身份地位。在罗伊恰兰的心里，认定是命运要他这般归还儿子。这一个蒙昧的仆人，他理解的世界只有因果、赎罪，而他的儿子从未感恩，罗伊恰兰一生以仆人自居，泰戈尔为孤零零的老人感到悲伤。“谁如命运似的催着我向前走呢？”那是我自己。

泰戈尔善于捕捉人物的心理变化，展现他们的性格特点，同时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通过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来揭示社会问题。在《眼睛的恩典》中，读者很难不跟随泰戈尔的淡淡笔触进入盲妻的意识世界，她委曲求全，为了学医丈夫的面子接受他的治疗而使眼疾加重，最终失明，她的生活信念衰退时，丈夫承认是他的错并发誓不再娶妻，耐心地陪伴照顾着她，他们搬到乡村，“童年的村庄在我的心中亮了起来，犹如繁星璀璨的夜空”。盲妻心中所想的是生命中失去的这些，以及重新获得的弥补，她承受着本不该的丧失。在泰戈尔笔下，盲妻深受“从属”观念之害，在医治眼疾时不信科学而听从丈夫摆布，可怜可恨，但她在乡村生活中找回心中的宁静，也慢慢地找寻自我，洞察力敏锐起来，她看到丈夫与自己的鸿沟，“我身处的世界荫凉清爽，永恒常新，而我的丈夫已离开我的世界，迷失在荒漠之中。”后来，她更意识到一夫多妻、娶未成年少女为妻都是不道德的，性别不平等不仅阻碍了妇女的进步，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泰格尔的语言富有诗意，清雅脱俗，这也在《眼睛的恩典》中充分展现，那是在秋冬之间，盲妻搬到乡村时候的感知：“傍晚，我听见远处在牛群归栏，我想起母亲手中提着一盏灯正要走过去，潮湿草料的气味和稻草正在燃烧的烟气，进入我的内心，我仿佛听见铙钹与铜钟——来自老家水塘边的家族神庙。这就像是有人用筛子把我人生前八年的一切都筛过了，然后把我围裹在它最精髓的气息中。”那些遗憾的、那些被损害的，在挫败着生之希冀，只是，当然有人会勇敢地去拼回心灵的碎片，也许完整却还带着裂痕，翻阅泰戈尔的书，在柔和的微飔中，倾听潜入冥想中的鼓翼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