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元年至今，已经五个年头了。这里的村民，经过了两次强令内迁，一次迁50里，再一次迁30里，五年里，这些人的生死，官府再无过问，只管围追堵截，严守界线，不准迁民回乡返家，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家捕一家——实际上，从山东、浙江到福建、广东、广西，数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即使能找到人，也再难有完整的一个家了。

对此，后来多有零星文字记载。其中，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述广东省的情况为：

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福建厦门人，1624—1705年）《海上见闻录》中则如此表述：

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后来，有一篇新安县人温泰所写《移村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亦被后来各种文献志鉴所引用，此文写道：

……插旗定界。拆房屋。驱黎民迁归界内，设墩台，凿界埂，置兵禁守，杜民出入。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祖孙档传之世业，一旦摈之而猿啼；死生世守之墓宅，一朝舍之而鹤唳。家家宿露。寨寨鸠影。初移一次，尚有余粟，再移之后，曾几宴然……

当然，这几位历史的记录者，未必能够想象到，彼时广东巡抚王来任站在荒凉的沿海土地上时，那种悲愤难平的心情——他就这样成了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甚至是书写者、改写者。

“禁海迁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而且还在不间断地巩固、加强。一路行走，王来任也遇上过巡逻的兵丁，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界碑与观察哨堡——每有越界、试图返回家园的迁民，必然遭到殴打、驱赶，射杀。

王来任的悲愤在于，自己不是来旁观的，作为朝廷派出的一省巡抚，肩负重责，本就是要来监督、推行朝廷政策，加强、巩固“迁界”的成果。然而，身临海疆，他看到的并不是值得圈点的成就，而是惨不忍睹的“恶果”。那么，他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如实反映问题，直至有效终止这个得不偿失，甚至荒唐、残酷的政策呢？

作为一个封疆大员，他的行为举止，当然不属孤立的个体，他代表的是朝廷，是手持圣旨的特派重臣，比如出行、视察、巡查，一举一动，同样也牵动各方势力的神经。

数日的行程之后，巡抚一行来到了新安县境。新安县的海岸线长，王来任对该县情况先有所了解，知道在这次禁海迁界中，新安是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县。所以，还在东莞时，他拒绝了张文书及陈通打道回府的劝言，心里咬定，非亲自踏上新安土地看看不可。他严肃指出，“不到新安，就没有对整个迁界形势的发言权”。

他们从东莞进入归德（今宝安区沙井街道一带），再往福永、西乡、南头。一路上，除了偶尔碰上巡逻的兵丁，以及闻讯来到地界迎候巡抚的属地官员外，几乎看不到人影。隆冬刚过，大地尚未回春，成片成片的荒草枯黄，北风吹过，一边倒伏，看不到丝毫的生机。

张文书和陈通紧紧随侍王大人左右。王来任日渐虚弱的身子，明显经不住这样的劳累，更重要的是，一路走来，过度沉重的心情，使这个天命已过，直奔花甲的老者，始终处于低迷、沉郁的状态。他们明知劝不住，还是不断尝试阻止巡抚大人继续前行，劝他“差不多就返程吧”。

“休言返程！”王来任不允，坚决要一路看下去。他不仅要看到一地，还要见到一省的现状，要亲眼所见，有凭有据地说话。

在持续五年的迁界行动中，不仅沿海农村、田园被毁掉了，连一个个城镇、集市，也成为“丘墟”。从东莞沿海岸往东而行，一路上的圩场，如沙井圩、福永圩、固戍圩、西乡圩等等，全都不成样子，泥瓦砖墙倒塌，焚烧痕迹无处不在，人行街面长起的荒草已高过人头。

当巡抚的队伍抵达新安县衙所在的南头城时，马匹仿佛感知到了骑行者的心情，自觉缓缓停下四蹄，驻足不前。

展现在王大人眼前的，压根不是一个传说中海滨重镇应有的模样，而是一片废墟！作为新安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头城，房屋被毁，城垣坍塌，护城河淤塞，县衙街上，所有附属建筑全都推倒，只剩下了一座孤零零的县衙大堂。

（未完待续）

摘自《祠堂记：巡抚王来任的来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