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斯

香港M+正在进行的展览“毕加索——与亚洲对话”向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借了毕加索的六十多件作品，与约130件M+自己的藏品（出自三十位亚洲及海外亚洲艺术家之手）展开对话。这场对话并非有来有往，而是一种杂糅了承继与质疑的边缘的自觉。

展览中刻意为之的并置是一种通用做法。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在当代日本艺术家群展中把日本艺术家作品和莫奈、波洛克并列，纽约MoMA曾经把纽约非裔女艺术家作品《Die》和毕加索《亚维农少女》共陈。前者是用大师助推本土艺术家，后者更多的是彰显MoMA自身在艺术史中地位的漂亮故事——艺术家曾经每天到MoMA看毕加索的画，才创作出这张在主题上承继自毕加索的画作。

接受过文化研究训练的人大多爱用“对话”“生成”“在地化”这样营造参与感的词。但在这个展览里，我常常怀疑，对话真的发生了吗？

“毕加索——与亚洲对话”把毕加索丰富的创作生涯总结成天才、局外人、魔法师、学徒四个部分。其中“学徒”部分的策展文本说，“受到艺术史上大师作品和非洲、伊比利亚、地中海文物影响的毕加索始终葆有学徒心态。”毕加索当然是艺术史大师的学徒，但是非洲雕塑、伊比利亚文物，它们参与这场对话了吗？还是只是素材库里标记为“原始素材”的那部分？

毕加索的一生从未到过亚洲，他唯一一张关于亚洲的作品借鉴了戈雅和马奈的构图，亚洲的形象可能来源于当时的报纸。“模仿与挪用向来是艺术史的一部份。”展览里的亚洲艺术家们：森村泰昌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化妆成毕加索的经典形象，摆出他的姿势与表情；廖逸君与其男性缪思之间的互动方式，与毕加索使用缪斯的方式形成对比；印度艺术家纳里尼·马拉尼的动画《女人的敘事诗歌》正对着毕加索多幅女人肖像，提醒观众隐藏于这些作品背后残酷的权力关系……亚洲艺术家是成为毕加索多变艺术风格的注脚，还是在去中心化的当代艺术场域中与毕加索进行了对话？这些并置让亚洲艺术家被更多人看到了吗，更甚之，构建出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艺术谱系了吗？

身处艺术史“中心”还是“边缘”，决定了非洲、伊比利亚、地中海文物之于毕加索，与毕加索之于亚洲艺术家，意义是不一样的。

当然，全球化时代，再谈构建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艺术谱系或许是妄谈。用毕加索的话说，“艺术没有过去与未来”，作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西方艺术史已经随着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地球上大多数角落。西方艺术中心从罗马、巴黎，变到纽约，如今人人皆称已经没有绝对的艺术中心了，而是进入多中心时代——只不过这种多中心变的是地点，香港也可以是中心之一——作为曾经的殖民港口与今日的全球艺术交易枢纽，香港始终处于中心与边缘的夹缝中。当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艺术家进入全球的艺术市场，单一的艺术谱系的承继逻辑已经更为坚不可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