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鸿/文

（接上期）

又是一年“三月三”，温阿贵一家老小都没有忘记这个特殊的日子。以前这是北帝庙会，西乡圩上最热闹的日子。然而，现在记住它，是因为四年前的三月，他们所经历的悲惨遭遇。

这四年里，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先是内迁五十里，后来朝廷认为不足以达到防御的目的，又下令再迁三十里。

四年里，他们曾经有过的“回家”幻想，一天天彻底破灭，成为一家家流浪的“孤魂野鬼”，他们被赶来赶去，没有真正落足的地方，也不知道季节轮转，都忘记了三月下田六月打谷，他们没有田地，没有名分，所到之处的本地人见不得他们突然来“抢食”，想尽办法驱赶他们，不让他们有插针落脚之地。官府根本不管，在生存的威胁面前，连初时同心协力的乡亲们，最后也互相挤压，还出现了各种偷抢、斗殴、诬陷等事件，真正是互相残杀。

对温阿贵而言，这四年里最惨痛的，莫不是失去了两位老人——父亲和岳母。

父亲是康熙元年刚迁界那个月走的。老人原本卧病多时，忽然遭遇“迁界”，被赶出家园，又听闻屋舍被烧毁，在路上与官兵顶撞了几句，竟然挨了几道鞭子，从此病情加重。幸好他们行至东莞，找到了远嫁此地的一个姑婆，在他们家安顿下来，求医吃药，可惜老人没能熬过第二个月，更没有等到“回新安”那一天，就命丧他乡。

至今想起父亲的死，温阿贵都觉得心头刺痛，他自知是永远愧对父亲，愧对祖宗了。自己不仅没有保护好父亲，治好老人的伤病，更不可原谅的是，把父亲葬在了他乡。温阿贵的自责是可以理解的，好男儿当有上对祖宗长辈、下对妻儿子孙的担当，可乱世之年，有哪个男儿能够做到？在暴风骤雨般的迁界令之下，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多少人客死他乡——有人协助安顿，有地方下葬，已算功德圆满了，多少人抛尸野外，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下落不明呢？

孩子的外婆，则是在迁界那年秋季，吃野菇中毒而死的。为了不饿死，从海边来的这些“流民”，挖野菜，打野物，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土里长的”，只要抓到手都能吃。可是，人太多了，能挖能采的都抢光了。那天下了场雨，老太太上山找吃的，刚好碰到一簇刚冒出的嫩菇，于是采回家来。当天的晚餐，老太太按照自己的经验，将采回的野菇煮了一锅汤，自己先舀了一碗，试着尝了尝，如果没有问题，再放点米，熬成粥。可怜的老太太，即使在打仗那么激烈，土匪出没猖狂的年代，也没有受过这种苦，在固戍海边，他们近海吃海，海鲜方便得就像吃咸菜。然而，流落到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幸的是，一碗野菇汤喝下没多久，老太太就头晕眼花，腹痛心绞，没熬过当晚，就呕吐而死。不幸之余又感万幸，大家对老太太的“试毒之死”，也更感悲痛。

那时，来自西乡一带的迁民，还相对集中落脚，大家彼此团结，因为老太太的死，乡亲们觉得太难过，太愤怒，有些胆子大的乡亲，建议抓住这个事例，向官府提出抗议。温阿贵本是个怕事的人，他觉得这不会有丝毫作用，但他也没有阻止这个行动。

于是爆发了迁民抬尸游行的一场大事件。乡亲们抬着老太太的尸体，从结棚而居的山上，到了衙门门前。乡亲们群情激昂，要求官府采取办法，解决迁民的居住、耕种问题，给予粮食救济，不然会有更多人中毒，更多人死亡。

这事惊动了东莞县衙，知府大人为此头疼。作为亲自执行、落实迁界政令的最基层官员，他何尝不知道老百姓的凄苦？然而，政令是朝廷发出的，别说是一个小小知府，就是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知府一面动用武力镇压驱散队伍，一面私下答应给予一点银两，把老太太安葬下去，也变通办法，私下从粮库中拔出极少量的米谷，安抚这批闹事的新安迁民。

可惜，没过多久，朝廷更严酷的迁界令再次降临——再迁三十里。不仅这些被视为“外来抢食”的海边迁民要继续内迁，就连原不在迁界范围的村庄，也被迫一起内迁了，本已庞大的迁界难民群落，又增加新的人头。

随着界线划定，墩哨建起，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路驱赶，谁走得慢了，必遭毒打，有谁试图顽抗，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卒碰见，随时随地射杀勿论。在如此高压的态势面前，一些本土籍官员、兵丁对迁界流露抵触情绪，对迁民抱有同情之心，尤其是本土籍的官员，无奈一律被革职、卸甲。

几乎人人自危，活命就是唯一目标。

温阿贵这些来自西乡的迁民，原本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落脚处，大家在山坡上搭起了寮棚，在当地人的默认下，开垦一些荒地，种上了作物，二次迁界令一出，又全都被烧毁了。（未完待续）

摘自《祠堂记：巡抚王来任的来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