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下午，一场“场景式”沉浸“大思政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举行。来自首都艺术院校及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的百余名师生参与其中。

中国戏曲学院联手丰台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将思政课堂“搬”进抗战纪念雕塑园。活动现场，师生们通过经典红色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在时空交错中深切体悟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抗战史诗。

活动现场，学生们演绎的一个个生动场景，让参与者穿越时空回到抗战现场。1937年，正是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端。

“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又先后侵占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对北平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936年夏，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镇，严重威胁中国驻军。华北的紧张局势骤然加剧。

卢沟桥——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明朝的古城。为夺取北平，日军对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的挑衅日益频繁。1937年6月，日军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战争，随时可能发动。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密切监视日军行动，一面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以实弹演习相对抗。国民革命军第29军（以下简称29军）把卢沟桥一带的兵力增加到1400人，由37师219团3营重点防守平汉铁路桥和回龙庙一带。

7月6日，风雨交加。日军驻丰台部队又以卢沟桥为目标，在铁路桥东北回龙庙前举行进攻演习，到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演习，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双方对峙十几个小时。天色渐晚，日军才怏怏退去。7日上午，日军又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立即将情况向保定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报告。冯治安火速返回北平。下午，日军驻丰台部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进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声称要举行夜间演习。傍晚7时30分，日军夜间演习开始，近600人的部队投入行动。夜间10时40分，宛平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被守城官兵拒绝。

面对日军的威胁，何基沣命令部队：不准日军进城；如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他要求第219团密切监视日军行动，全体官兵“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3营官兵连日来目睹日军的频繁演习，早已愤慨万分，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抵抗，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

7月7日24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丢失士兵”，并称如不允许将诉诸武力。中方断然拒绝日方这一无理要求。得知“失踪”士兵并未丢失已经归队后，日军仍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谈判”的无理要求，调兵遣将准备扩大战争。29军司令部发出“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的要求，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8日凌晨天刚破晓，日军一木清直率部向回龙庙和铁路桥扑来，仍借口搜寻“失踪”士兵，遭到排长沈忠明严词拒绝，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混战，沈忠明在肉搏中壮烈牺牲。战友的牺牲激怒了守桥士兵，两个排在排长李毅岑的指挥下，用大刀砍、枪刺扎，同日军展开了厮杀，几乎全部牺牲。日军占领回龙庙和铁路桥东头，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城内居民伤亡惨重，营指挥部被炸毁，219团团长吉星文受伤。

入夜12时，吉星文带伤率领由150人组成的敢死队，每人携带枪支、手榴弹和大刀，如猛虎下山，从两面杀入日军阵地。一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3营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11日，中国军队收复桥头堡失地，完全恢复永定河东岸的态势。中国军人表现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日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出阵地。

11日晚，29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乐陵老家返抵天津，次日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系局部冲突，希望尽快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表示愿意接受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暗中加紧兵力部署，制订作战方案，到16日完成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兵力达10万之众。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25日，宋哲元下令停止中日谈判，并布置备战工作。26日，松井代表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遭宋哲元断然拒绝。副军长佟麟阁在全军干部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国家多难，军人应该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28日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掩护机械化部队，以南苑为主要目标发动全线进攻。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斗中壮烈殉国。29日，29军撤离北平，卢沟桥守军也同时撤出，北平沦陷。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警醒了全体中国人民。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中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的方针向北方局下达指示，要求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作好应急准备，另一方面组织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先后组织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开展广泛的支援抗战活动。北平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振奋了全国人民，各地各界群众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援29军抗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拒绝。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和支持。

岁月虽然渐行渐远，但卢沟桥和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仍然清晰可见，它昭示国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据“北平抗日斗争历史丛书”《北平抗日斗争遗址遗迹纪念设施》

“集合起来共赴国难”

镇江籍新闻人在抗战时期的笔墨担当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记者新 万嘉 司马珂

7月5日，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的吴景崧事迹陈列室里，创建人之一凌兵兵指着电脑上泛黄的《申报·每周增刊》，向记者讲述88年前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37年7月18日，这份增刊刊登了时任《申报月刊》编辑吴景崧以笔名“杜若”发表的评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这篇评论以犀利笔触刺破当时弥漫的妥协迷雾：“中国无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

这句断言振聋发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还道出当时的唯一出路：“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

在此之前，“七七事变”爆发的次日，即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份通电疾呼“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中国指明了方向。10天后，吴景崧的文章在《申报·每周增刊》上发表，迅速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引发广泛共鸣，其核心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通电形成呼应。

吴景崧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将民族危机的本质剖析得淋漓尽致：他提出的“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主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全面抗战路线”的精神内核；其呼吁的“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则实践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国人民总动员”这一重要观点。

作为1906年生于镇江丹徒的新闻工作者，吴景崧的思想深度，不仅体现在“七七事变”后关键期的呐喊，更贯穿其整个新闻生涯。

作为译者之一，他参与了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的集体翻译工作，首次向世界展现红色中国的真实图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主编的《上海周报》以“洋旗报”身份成为红色宣传的灯塔，由英商注册发行却实际受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文委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世界知识》杂志编辑工作，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卢沟桥的弹痕化作民族记忆，这些穿透纸背的文字依然在诉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其战略眼光始终聚焦时代前沿；而吴景崧这样的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化为民间共识。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当先进理念成为时代最强音，当先进人士与之形成合力，历史的选择便如同江河入海，势不可挡。

『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卢沟桥沉思录

王丰江

风，正轻轻拂过中华大地。它掠过卢沟桥的石栏，吹动望柱上石狮的鬣毛，带着永定河的水汽，漫过燕赵的原野，掠过江南的稻田，穿过塞北的戈壁。这风里，有88年前的硝烟味，有四万万同胞的呐喊声，更有今日校园里琅琅的书声、实验室里仪器的轻鸣——它是历史的信使，正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从破碎的“书桌”旁，送往奋进的新时代。

风携弹痕：那张被炮火撕碎的书桌。1937年7月7日的风，是烫的。它卷着日军的炮弹碎片，撞在宛平城的城墙上，撞断了私塾里先生手中的戒尺，撞翻了北平校园里的课桌。日军以“失踪”士兵为借口的炮火，让这座始建于1189年的连拱石桥，成了历史的界碑——桥的这头，是“驿马扬尘、书声渐起”的安宁；桥的那头，是“山河破碎、草木含悲”的炼狱。

沈忠明排长倒在回龙庙前时，胸口的热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他口袋里还揣着女儿画的“书桌”涂鸦；李毅岑带领士兵举着大刀冲向日军，刀刃映着月光，像要劈开这吞噬文明的黑暗，他们中有人本是北平师范的学生，书包里还装着讲义。“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的呐喊里，藏着对“书桌”最痛的守护——他们知道，若这桥失守，华北的学堂将成屠场，中华的文脉将被斩断。

风里传来更远的哭喊声：北平的教授们背着书稿流亡西南，黑板被炮弹炸成碎片；天津的学生们撕掉课本上的“日化”标语，举着“还我河山”的横幅上街；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工人连夜赶印《抗日救国手册》，油墨味混着硝烟味，成了那个夏天最呛人的气息。“‘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呐喊，不是软弱的叹息，是四万万同胞攥紧拳头的前奏。

风过山河：千万张“流动的书桌”在抗争。风，从不只吹过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它带着烽火传遍全国，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了“书桌”，每一个中国人都拿起“笔”——有人以枪为笔，以血为墨，以呐喊为纸，共同书写着“全民族抗战”的史诗。

太行山的风里，八路军战士用炭笔写标语，“坚持抗战”4个字被雨水冲刷又重写，直到刻进岩石；白洋淀的芦苇荡里，雁翎队的渔民把情报写在芦苇叶上，一叶叶“水上书桌”载着使命穿梭；云南的山沟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用泥巴糊成黑板，在敌机的轰鸣中讲着“国魂不灭”，茅草棚下的“书桌”，是用信念支起的脊梁。

更有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以血肉为“书桌”：东北的大娘把儿子的课本缝进棉袄，目送他扛枪上战场；江南的商人打开粮仓，账簿上记着“捐给前线”的数字，比任何盈利都重；华侨们在海外街头演讲，把“卖祖产换军火”的决心，写在给祖国的每一封家书上。风里飘着《大刀进行曲》的旋律，从北平传到上海，从延安传到重庆，让所有破碎的“书桌”，都拼合成了一座民族的精神堡垒。

风拂新篇：今日书桌连着昨日烽烟。88年后的风，是暖的。它吹过卢沟桥的弹痕，吹过宛平城的新墙，吹进窗明几净的教室——那里的课桌上，摊着航天图纸、古籍校注、乡村振兴规划，再也没有炮火的阴影。风里的密码从未改变，那张被撕碎的“书桌”，早已化作千万张奋进的“书桌”，在时光里延续着守护与抗争。

在卢沟桥畔，白发老人牵着“红领巾”的手，抚摸城砖上的凹痕：“当年爷爷就在这附近，用扁担挑着伤员跑，他总说‘要让你们有书读’。”孩子仰起头，书包上烫金的“强国有我”4个大字，被阳光照得发亮。在苏南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志愿者宣讲队的青年正讲着“芦苇荡里的课本”，展厅外的广场上，中学生们在“模拟战场”体验后，转身走进实验室，把“永不屈服”的精神熔铸进科创比赛的方案里。

风还在吹。它掠过实验室的显微镜，那里正揭示着微观世界的奥秘；拂过乡村小学的窗台，孩子们正朗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穿过港珠澳大桥的钢索，工程师们的图纸上，写着“自主创新”的誓言。这些书桌，早已不是当年狭义的课堂——它们是芯片车间的操作台，是航天发射场的控制台，是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是新时代中国人用奋斗续写的“抗战史诗”。

石狮子望着这一切，眼角的风霜里渗出暖意。风里终于有了答案：我们纪念“七七事变”，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让那张被撕碎的“书桌”，永远警醒我们——平静的生活从不是与生俱来的，奋进的姿态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当风里的书声与《义勇军进行曲》共鸣，我们终将明白：所有伟大的奋进，都始于对“书桌”的守护；所有光明的未来，都长在铭记历史的土壤上。

这风，是历史的呼吸，也是未来的序曲。

风还在吹，向着更辽远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