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奔海/文

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梧桐花开》《每个人都可以从容》、小说集《那个温暖了我的冬天》《风中的故事》。

一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每个中国人都引以为傲。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明，那便是瓷器的烧制，曾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英文中，“瓷器”和“中国”同译为“china”。

瓷器的前身是陶器，瓷器就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来的。早在新石器时期，华夏先民就以智慧之手将泥土塑形，经烈火淬炼烧制出了原始朴拙的陶器。东汉时期，采用高岭土为主要原料和高温釉技术，烧成温度达到1200-1300℃，一种“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新材质——瓷器，就此惊艳登场，真正的瓷器诞生了。

唐宋时期，中国陶瓷艺术已经登上了世界工艺史的巅峰，形成了以浙江越窑青瓷和河北邢窑白瓷为主导的两大体系，被称为“南青北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唐代的中后期，位于湘江东岸的长沙铜官曾有很多烧制瓷器的窑炉，这里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被誉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在1200多年前就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使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的繁盛。

二

长沙铜官窑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铜官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靠山而居，面水出行，这种地形地貌真可称为“风水宝地”。《水经注》记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这里的地层下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深红色泥土细腻有质，兼具可塑性与内在张力，为制陶提供了优质原料。那些修建在山坡上如巨龙盘踞的“龙窑”，自然通风，燃料也是山坡上取之不尽的竹木。窑内火焰平行窑底向上流动，升温快，降温也快。

在古代，水路运输是极为重要的交通方式。湘江水域沿镇而过，形成了天然的水上通道。湘江下游东岸的铜官渚是铜官窑旁的重要渡口，是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和运输中转站，烧好的瓷器正是经从湘江到长江，远销海外。

谁也不会想到，长沙铜官窑的兴盛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开始的。兵荒马乱的年月，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他们的生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脆弱得令人心碎，心碎的还有那些承载着人间烟火的瓶瓶罐罐，它们怎经得起金戈铁马的毁坏和践踏！那数以万计伤亡的冰冷数字背后，是千万个破碎的陶罐、熄灭的灶火和中断的族谱。温情的火焰可以化泥为宝，而无情的战火却可以毁金为土。战乱中，那些中原窑场因战火而衰败，窑工们纷纷逃离家园，流落到相对安定的南方山林，湘水之滨的铜官一带便是他们暂避战乱的落脚地之一。有了人力和技术，长沙铜官窑意外地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可怎么发展和出彩呢？当时国内“南青北白”的格局已经形成，而长沙铜官窑，首先在原料上就逊色了不少：南方盛产富含石英的瓷石，高硅低铝，在还原焰中易形成青翠釉色；北方则多高铝低硅的黏土，含铁量较低，为白瓷烧制提供了原料。陶工们决定闯出一条新路，在“彩”字上做文章：为了弥补胎质的不足，他们使用“化妆土”。就是在坯体上先施一层质地细腻的白色陶衣，再覆盖釉料进行彩绘和烧制。坯体的表面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为彩绘提供了洁净的“画板”。更重要的是，他们熟练掌握了釉下彩技术，以氧化铁、氧化铜为彩料在素坯上彩绘，然后施以青釉高温烧制。将彩绘置于釉层之下，使其在历经磨损后仍能保持图案的鲜艳，中国陶瓷从此进入色彩斑斓的时代。

长沙铜官窑不但与越窑和邢窑在国内争夺市场，还不断开辟国外市场，那些椰枣纹、胡人舞乐等花纹和图样的瓷器就是大量吸收阿拉伯、波斯等异域文化元素的器物。并且作为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载体，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依托湘江——长江水运体系及“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那些劳苦又聪慧的陶工真是想尽了千方百计，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特色，便是死路一条。终于，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邢窑齐名，在当时形成了“南青北白长沙彩”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谭家坡、瓦渣坪、陈家坪……一座座龙窑攀附在山坡上，气势恢宏。挖泥，制陶，烧制，出窑。那些陶土一旦在陶工手里被制成陶坯，它们就有了梦想。亿万年来，大地上的植物枯了又荣，荣了又枯，花开花谢，可滋养它们的泥土却始终沉默地承载着一切轮回，任由根系穿透它的身躯。现在，它们在陶工的巧手里被捏制成各种盛放人间烟火的器皿，它们开始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它们被窑工送进窑炉，在窑火的淬炼中完成着华丽的蜕变。成批成批的陶瓷产品从窑炉里运出，进入寻常百姓家，还有大量的产品被装上商船，漂洋过海，出口国外，而那些没有烧制成功或者意外破碎的陶瓷器皿，它们的梦想破灭了，被丢弃在山坡上，越积越厚，无人问津。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该是多么的繁忙火热。唐朝诗人李群玉给我们留下的《石渚》一诗，给我们描写了铜官丘陵起伏的古村里，一群人依山傍水挖出一个个龙形窑场，用山柴烧制瓷器时山林焚烧、洞火冲天的壮观情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三

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却隐含着诗人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担忧，可对窑工们来说，“烧山”都不可怕，他们怕的是战火的降临。

黄巢起义、五代十国。五个短命王朝的更迭，十多个割据政权的并立，整个华夏版图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这段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将盛唐积累的文明成果几乎消耗殆尽。匠人流散、技法失传，无情的战火熄灭了窑火的蓬勃生机，最后只留下那些残破的遗址和堆积如山的瓷片。长沙铜官窑，这座兴起于唐代中晚期的窑场，仅存续了短短的两百余年，宛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短暂的耀眼，随即便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

时间已经进入20世纪的50年代，这一等就是一千多年。它们先是被附近的村民发现，村民们在田间耕作时，偶尔会挖掘出一些彩色的瓷片。在老农们眼里，这些残破的瓦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哪会想到它们竟来自遥远的唐朝！它们被散落在农家院落里，堆放在柴房角落，与农具杂处，沦为了村民喂养家禽的简陋食槽。甚至连孩童也不屑于捡拾，只是当作玩物随意抛掷。

消息终于被文物专家获知，省城的文物考察队专程来到铜官古镇进行考古调查。我曾经亲临到一些考古现场，看到那些考古工作者手持铁铲、毛刷，半蹲半跪在在探方中，小心翼翼地、以近乎虔诚的姿态清理着每一寸泥土，每一铲一刷都蕴含着对文明的敬畏之心。那些深埋在岁月尘埃里的陶瓷残片，釉面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虹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尘封的往事。几十年来，经过多次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铜官古镇一带发掘出了数条唐代龙窑遗址，出土了上万件的彩瓷文物。

那些被装上商船、远涉重洋去往异国他乡的瓷器，它们的海上之行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甚至面临被大海吞噬的危险。那大概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艘满载大唐瓷器的商船偏离了航线，不幸撞上了一座黑石暗礁，转瞬间，整船的珍宝便随着商船一起，沉入了深不可测的海底深渊，只留下几串转瞬即逝的气泡，在漆黑的海面上无声地诉说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从此，在那冰冷黑暗的海底世界里，几万件凝结着制陶工人心血和汗水的陶瓷器物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见天日，等待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们也从老百姓的生活日常变成了古董。人们常用海枯石烂形容时间的久远，比喻意志的坚定，可对这些不幸的古董，如果没有意外惊喜降临，恐怕真要等到海枯石烂的那一天。

四

时间进入了公元1998年，距离沉船已过去了1200多年。一名德国探险家蒂尔曼·沃尔特法恩在当地渔民的提示下，经过数月潜水勘探，最终确认了沉船位置——印尼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黑色礁石附近，这艘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随后，一家德国打捞公司于1998年开始了持续近一年的打捞。他们发现该沉船竟载有67000件瓷器及其他文物，专家们仔细辨认，它们几乎来自大唐，也就是1200多年前的中国，其中有56000多件都是唐代长沙铜官窑烧制的瓷器。这个发现一下子震惊了世界，它们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有力的见证者，作为“一带一路”的早期实证，“黑石号”不仅展现了古代全球化贸易的繁荣，还为研究唐代海上贸易路线、商品流通及文化互动提供了关键依据，填补了唐代海外贸易实物证据的空白，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那些终见天日的瓷器珍品，被很多国家的博物馆竞相收藏、展出，其中一部分还回到了它们的故土中国。因为那次海难，因为在黑暗孤寂的海底世界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它们竟看到了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故乡——一个崭新的中国。家乡的人们花费巨资打造复兴铜官古镇，修复保护龙窑遗址，传承发扬传统陶瓷工艺，这座在湘江之畔沉睡了千年的陶瓷之都，正以凤凰涅槃的姿态重现着她的昔日荣光。

这里所在的村庄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彩陶源村，寓意“古有桃花源，今有彩陶源”。2018年，一座位于彩陶源村、系统展现唐代陶瓷制作工艺及外销历史的博物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正式开馆，展厅里，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展出文物1000余件，系统展现唐代陶瓷制作工艺及外销历史。我站在展厅的玻璃橱窗前，凝视着那一件件从大唐穿越而来的彩瓷器物，它们的颜色依然那么鲜艳亮丽，那些题诗现在读起来还是那么朗朗上口、亲切自然，它们静静地待在那儿，依然是那么坚定和自信。

在铜官老街的中共湖南省委旧址，门框上是这样一副对联：“莫说散沙不能成大器，须知泥土可以变黄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毛泽东同志曾到铜官考察指导陶业工人运动，1923年春，铜官陶业工会成立，他写下这副对联表示祝贺，勉励工人们团结战斗。散沙和泥土可以成大器变黄金，那些彩瓷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传奇，其实想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正在创造着自己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