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罗春荣，祖籍宝安区石岩街道，1955年在香港出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胸怀远大志向，回到了家乡石岩兴办企业。此后扎根石岩，在实现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任长春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宝安石岩同乡会会长、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副会长、深圳市宝安区侨联副主席、深圳市石岩商会名誉会长。

/ 口述时间 /

2025年10月15日

/ 口述地点 /

受访者家中

/ 本期采写 /

何一航

/ 本期摄影 /

柯振涛 张彩玲

1990年，宝安村村都有“三来一补”企业

我祖籍宝安石岩。20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离开家乡，去香港讨生活，并在香港扎下了根。我出生时，父亲已是香港海事处一名工作人员。

1977年，我随父母前往加拿大生活、学习。当时，中国人在海外备受欺凌，也让我下定决心，长大以后要回到家乡、建设祖国。

1983年，我从加拿大回到香港，开始在一家电子元器件公司工作。1985年，我回到故乡石岩，经营一家电子元器件厂。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就上了轨道。到1993年左右，公司产值已经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

当时我的企业，主要生产电器开关，是比较典型的“三来一补”企业，由国外的电器厂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等，我们负责生产和加工装配，全部产品外销。工厂刚刚开的时候，效益还挺好，利润很不错。一方面，厂房、地租、税费等，当时的县、镇、村里给了我们很大优惠，鼓励我们加大投资、扩大规模，促进就业、拉动消费，让我们生产经营“轻装上阵”。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工人工资是1000元至2000元，而石岩工人工资才60多元，到20世纪90年代才涨到100多元，劳动力成本优势巨大。

上世纪90年代初，道路交通的进一步改善，吸引了更多港商投资宝安（图为1993年左右的107国道宝城段）。

当时的企业经营也比较简单，不愁销路、不用钻研技术，只需盯着物料、运输成本和人工费，所以很多老板的算账方式就是“点人头”。比如我的工厂，每天每人可以生产出10个开关，每个开关能赚4块钱，那我只需掌握工人数，就能知道一天赚了多少钱。正因如此，港商来深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非常高。宝安区、镇、村乃至普通的村民，也普遍欢迎港商前来投资，大家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海外的亲朋好友，发动大家回来投资兴业。

在这种背景下，我的几个朋友，都从香港过来宝安办厂，生产塑料花、电子元器件等。1990年，宝安90%的村里都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1993年，宝安已有3498家“三来一补”企业。

签劳动合同，员工比老板更“担心”

1993年左右，深圳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动作。当时不仅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还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要求员工身份一体化，劳动关系法律化。

最开始接触到这些信息，我们心里是既忐忑又激动。当时，宝安各式各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作坊遍地开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务工人员“涌入”深圳、来到宝安。这个时期，深圳、宝安的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老板和员工都没有太强的劳动关系意识。很多时候，工资一拍脑袋就定了。企业和员工之间没有合同约束，相互归属感也不强。工厂变相克扣工资、压低工资；员工随意离岗、多头入职，这些问题经常发生。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华制漆厂等知名港资企业，纷纷来到宝安、扎根宝安。

相关文件出来以后，劳动部门就上门拜访企业，要求我们和员工签合同。不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很多员工文化程度不高，把合同看做“卖身契”，质疑的声音很多。所以，我公司的人事，当时是拿着劳动局给的模板合同，给300多名员工逐个做工作，反复强调这个是政府给的合同，不是企业定的合同，又一再解释签合同的好处和必要性，花了一段时间才让大家把合同都签上。

之后一段时间，签合同的好处逐渐显现出来，老板和员工都高兴。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合同里规定了劳动时长、明确了劳动保障，包括工伤与加班工资等，大家普遍感觉收入增加了、心里更有底了。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三来一补”企业最缺的就是熟练工，而员工签了合同，就有了一种归属感，也不会轻易离职。

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劳动关系日趋规范，来石岩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石岩汽车站排队等车的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庞大。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车去个湖南都要好几天，所以春节假期经常要放一个多月，对企业生产影响很大。

对此，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最开始，考虑港资企业一起错峰放假，因为我们的生意伙伴普遍在国外，都是过圣诞节，不过中国农历春节，但员工们不答应。另外，当时石岩的企业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条。比如我做剃须刀刀片，他做剃须刀刀架，另一家做剃须刀刀身，我们任何一个放假，生产工序都无法完整进行，大家只能捆绑放假。

之后，我们又想了个办法：包车返乡。那会大家来深务工，普遍是携亲带友，具有地域性。我们会找准几个员工返乡集中的城市，点对点送过去。把包车作为一种公司福利，我们应该也是深圳比较早的。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以奖金的形式，鼓励大家邀请亲友一起入职。这样的目的，还是让大家实现更稳定的“组团就业”，培育更多熟练工。

公司熟练工越来越多，也让公司管理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最突出的就是公司“官方语言”。我公司的管理层，最开始都是香港人，大家普通话一般，招聘时会倾向于说粤语的广东人。但随着沾亲带故的省外熟练工越来越多，倒逼我们锻炼普通话，去与业务骨干、生产骨干交流。慢慢地，公司里说粤语的场合越来越少。到了21世纪初，公司大型活动、重要会议，大家都说普通话。

20世纪90年代末，宝安掀起一场“商战”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三来一补”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起来，大家开始感觉生意没有那么好做了。背后有几个原因：当时宝安的港资企业，电子元器件厂居多，同质化比较严重，从最初产能“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自然就会挤压利润。我厂子刚刚办起来的时候，电子元器件毛利润将近100%，后来逐渐下降到30%左右。

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各类境外优秀企业、科研机构考察，与欧美企业家密切联动，是宝安港商学习技术、获取订单的重要途径。

另外，随着全球家用小微电器产业的日趋成熟，市场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家电品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在大陆承接这些品牌订单的“三来一补”企业就面临关门与自寻出路的抉择。

当时，大家为了争取订单，首先就是“内卷”降价，同时又大打“感情牌”，约采购商吃饭喝酒、打麻将等。我们那个时候开玩笑，“商战”是从工厂打到饭桌、牌桌。

后来，为了争取业务，我们这些生产商还会垫资铺货，先把做好的东西交给在香港的经销商，他们卖掉回款后再给我们结账。结果，一些骗子盯上了这种长账期的“信息差”，在香港注册“皮包公司”，把办公室、卖场装修得富丽堂皇，实则“空手套白狼”。我们后端铺货，他前端卖货，回款之后一走了之。我的一些港商朋友，就是这样被骗钱后一蹶不振。还有一些公司，尽管不是“皮包公司”，但资金实力有限，账期一拖再拖，从8天到18天再到30天，最后也是成了烂账。我当时算了一下，公司一年起码有10%的业务是无法顺利结账的。

在这种背景下，与我一起来石岩办厂的港商，有些撤了，有些转型了。我的工厂，也从电子元器件转型为生产五金、玩具和小家电。但是这种转型，也没这么容易。因为缺少技术积累，当时港资企业的产品线普遍不是很高端，以玩具、五金居多，利润也很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家大品牌的剃须刀业务，一做就是很多年。

但那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低端制造加工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寻找出路。

“人气”就是商机，宝安“遍地是宝”

1997年，我正式进入酒店行业，也亲历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我和几个一起在深圳办企业的香港朋友，是无比兴奋和激动，等了几代人，都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所以大家相约在7月1日前夕，一起回香港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起上街迎接驻港部队。

香港回归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和便利。这也体现在宝安的港式茶餐厅、夜总会、海鲜饭馆、酒吧等越来越多。

据我观察，宝安的“港式餐厅”就是跟着港商“投资热”一起来到宝安的，最早应该集中在新安镇（现新安街道）和福永镇（现福永街道）区域，主营海鲜、粤菜。那时候，老板、厨师、员工以及厨具等，都是来自香港，顾客也主要是在宝安工作的香港人。一到营业时间，可谓“港味十足”。

那会，我们经常从石岩开车去福永吃海鲜，还能碰到不少香港老板。到21世纪初，来宝安吃海鲜、畅饮、唱K，已经成为香港人的夜生活、周末生活选项之一。越来越多的港人来到宝安“跨城消费”——特别是1997年以后，深港开通了过境穿梭巴士，很多香港人下午来宝安消费，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去上班。

那个时候，我敏锐察觉到，石岩的人气越来越旺、企业越来越多，在外面吃饭、唱K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饭店普遍是小饭馆，只能满足大家改善伙食、换换口味的需要。企业比较正式的商务接待，还是只能往新安乃至南山、福田跑。

于是，我果断筹集了650万元资金，入局餐饮。在选址的时候，我一眼就相中了现在石岩汽车站这个片区——20世纪90年代末，这里还是一个临时汽车站，但已经人头攒动。

这也不是一时冲动。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回家乡请亲戚朋友吃饭，是拖家带口跑去南头古村吃的——当时石岩只有大排档，没有一家像样的酒店。我当时心里就想，一定要在家乡办一家上规模、有档次的酒店。但是，开酒店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很难下决心，这个想法也就被我藏在了心里。

酒店初开业时，规模大概4000平方米，是石岩片区最大的酒店之一。酒店主打海鲜菜品，从香港聘请了两名知名厨师。而我们真正的“秘密武器”，则是来自香港的酱油。当时，用香港来的酱油蘸食海鲜、烹饪菜品，广大食客极为欢迎。其中最经典的招牌菜是花雕蒸红蟹，上桌时浓郁的花雕酒香与蟹肉香味在空气中弥漫散播，足以让人垂涎三尺。另一道招牌菜红烧乳鸽，则被很多美食家认为媲美久负盛名的光明乳鸽。另外，我的酒店还分设早餐、午餐和宵夜，客人就餐时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我的酒店生意已经上了正轨，客单价稳定在100元左右，员工达到200多名。每到年底，企业集中办年会时，我店里总是一位难求，1000至2000元一桌的商务接待，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桌。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维他奶集团，一次预订了一百桌年夜饭。

以往的制造业经历告诉我，企业一定要多种经营。所以我酒店里还开发了港式月饼，不仅工艺、师傅来自香港，甚至用油都是专门从香港采购，确保港式“原汁原味”。我酒店里出产的月饼，不仅内地消费者爱吃，还有香港市民慕名而来，一些香港企业更是一订好几年。

2003年初，发生了非典疫情。为了配合防疫，我们关停了酒席业务。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担心的。因为生意停下来了，但员工工资照样要付，相当于每天在亏钱。另外，大家也很害怕被感染。当地政府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经常询问我们的困难，也派人上门消杀、指导防疫。很快，疫情就过去了。

后来，我又陆续购置了一些房产，开了连锁酒店。直到2008年，我把原来的酒店改造成了1.4万平方米的商场和2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一度成为石岩中心最热闹的场所。

在石岩一晃40年了。经历了不少风雨，经过了几次转型。我最大的感受是，只要心态好，深圳、宝安、石岩，都有数不清的机会等你发掘。这里，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宝地。

 记者手记 

心态越好 人生越顺

初见罗春荣，他身形魁梧、面色红润、衣着时尚。聊起天来，更是逻辑清晰、笑声爽朗，浑然不像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

他的境遇，并非坦途。海外留学，他受尽冷眼与歧视。返乡创业，企业刚上正轨，就遇到同质化恶性竞争。开办酒店，又遇非典疫情。

他的人生，又总能踏中风口。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果断回到宝安兴办企业。又在“三来一补”转型期找到剃须刀“大单”，一签管十年。还在石岩规模餐饮“空白期”果断入场，饮到“头啖汤”。

从国外转国内，从“三来一补”转型原始设计制造商，又从工业转餐饮，还有之后的酒店转商场。他转身的每一步，都是传奇，既积累了财富，又引领了风潮，为旁人蹚出一条路。

从这个视角看，他只是一个幸运的普通人，生活同样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换一个视角看，才能看清他的过人之处。企业营收做到2000万元，他没飘，先给员工包车回家过年。加工厂利润骤降，他转身做剃须刀，再苦再难，仍咬牙撑住。2003年非典，酒店空转，他工资照发，稳住员工，疫情一过，生意更旺。

在顺境中克制，帮助他人、积攒盈余；在逆境中笃定，积极乐观、出击果断。他用生活实践了一碗“心灵鸡汤”——心态越好，人生越顺。

用热情的姿态去面对生活，哪怕前方山穷水尽，你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何一航）

出品丨宝安区政协 宝安日报社

总策划丨姚刚

策划丨杨雁

监制丨王剑锋 刘宗恒

统筹丨郑礼军

执行丨何一航 王梦郁 柯振涛 何冬英

文字丨何一航

摄影丨柯振涛 张彩玲